第二，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法律制度。

与公共团体的机关人格不同，官厅无人格。六、国家法人、行政主体与机关人格 纵观行政法学的近代和当代历史，行政主体概念存在内涵和功能上的重要差别。

其二，按照机关说，机关是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与国家发生法律上的关系。[14] （四）国家法人与机关人格 陶天南从逻辑与现实的矛盾角度对国家人格说提出批评，这是有力的，但并不是不能回应的，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机关人格。行政机关既然是行政法关系的当事人，其实也就是具有主体资格。在介绍营造物及公物部分，范扬指出，营造物是行政主体为达一定目的以人及物构成，而继续设置的设备。宪法学者保廷梁认为，国家是一个合成的人格，国权的本体唯一而不可分割，国权的效用则有两面，对外表现为主权，对内表现为统治权。

[13]参见陶天南：《中国行政法总论》，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狭义的公物是行政主体直接供诸行政目的之用的有体物。国家使用公共财产，是国家以公共财产的主体地位加以使用。

其所增进的是人民积极的幸福，而非为自己的生存。[5]这里虽然没有扩展探讨国家、国家机关的人格性问题，但其立场也是清楚的，肯定国家法人说，而否定机关人格说。在行政作用部分，范扬认为，单方的行政行为、即广义的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就具体事实单方所为的一切法律的行为，不问事实的行为或精神的行为，均可包括在内。（一）国家行政机关概念的采用 作为1950年代最有影响的教材，司徒节尼金的《苏维埃行政法（总则）》全书的核心概念是国家管理，与此相应，使用的是国家管理机关或国家机关的概念。

学者中也有以国家机关为不完全的人格，而称为机关人格的做法，但不能说是正确的见解。[32]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其一，按照机关说，机关的意思表示是国家的行为，由国家单独承担责任。机关与国家并无两个人格存在。行政主体概念的这种时空错位，该如何理解、如何调试，值得深究。

从社会角度看其性质，国家是多数人的集合团体，但国家不同于其他团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国家是领土团体，有统治权的团体，有固有的统治权。第三，明确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行政诉讼的被告确定，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法政策性的问题，如何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才是关键。[8]钟赓言的国家论显然受到了耶利内克的很大影响，其结论是，国家是法人，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机关。

行政主体概念是使行政活动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一种法律技术，是行政组织的法律理论基础。国家的权力由主体总摄、机关分掌，两者为主从关系而非对抗关系。

[19]同前注（17），[苏]C·C·司徒节尼金书，第85页。在国家法人说的支配下，行政官署作为最重要的一种行政机关，成为行政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机关的人格性亦有所讨论。

故欲组一团体而不具其机，未有能成者也。例如，从《民法通则》（1986）第50条、《民法总则》（2017）第97条到《民法典》（2020）第97条都是将国家机关作为法人，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也都是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或被告，而不似国家论那样将国家作为法人。大部分行政机关都无自行决定国家意思之权，而只是在内部为国家意思决定以前做准备，这可称为官署的辅助机关。官署的意思在法律上被认作有效的国家意思，自然有一定的范围，此范围称为官署的权限。[20]参见[苏]C·C·司徒节尼金：《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制度和苏维埃行政法对象问题》，载《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陶天南认为，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无意志。

[27]南博方这一关于行政主体的简要说明，代表着大陆法系对行政主体的一般理解，对于行政主体概念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显然，民法学界的这种部分主张在民法典之下是无法实现的。

（二）行政主体概念的出现 与钟赓言不同，范扬没有在其《行政法总论》中设置国家论的绪论，而只是在行政组织一章中简要谈及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1999年，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设置了行政法主体一编，较行政主体更广，还涵盖了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等。

赋予各类从事公共行政的政府外组织准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但各国现实法莫不承认公务员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机关的构成员与行政机关的区别在于：（1）行政机关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其设立有法规的根据，法规未修正，机关绝不变动。（丁）仅在本身权限内解决国家任务。第四，在实现了民主化之后，国家论在法学上的意义已被消解殆尽。[19] 司徒节尼金也曾专门批判过主体，客体，行为的行政法学体系。

这种批判大致形成了两种径路。行政法主体是指行政法调整的各种行政关系的参加人，亦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近世立宪国家采取权力分立主义，就是由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种作用，但各种机关之间也并非绝对分立。他将相关研究分为行政机关范式与行政主体范式两种，归纳总结了对行政主体范式的批评（内在逻辑矛盾、学术功能局限、制度功能缺陷），提出了自己的重构设想：行政主体是行政法上行政权力、义务、责任的归属主体，是享有公共行政权力，通过其所属机关实施公共行政，并能独立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

不过，为了大体清楚地表明行政主体的存在目的（达成行政任务），不应当将行政主体定义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而应当定义为行政任务（或者行政职能）的承担者。1899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自第11期开始连载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也随之传入中国。

设制度以治其人民土地者谓之政。[40] 2010年，余凌云撰文指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形式上借用了法日概念的外壳，实质上却有将民事主体理论、法人学说迁入行政法的痕迹。[41] 2012年，王天华撰文梳理了国家法人说在德国和日本的演变，为建构我国的法学国家观完成了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也是我国学者自身首次对国家法人说较为全面的梳理。[23] 但是，在新中国，行政机关一定是组织，而非特定的职位。

钟赓言在行政法总论中专设行政组织一章，着重就行政官署作出阐述，而未对行政机关作出说明。但是，王名扬自身并未就中国的行政主体展开说明。

但是，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公法学的基础，不能仅仅将其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而应在法上给出明确的回应。先有国权主体，而后有国权机关，国权机关由国权主体设置，受国权主体支配。

行政机关（包括政府）只是国家的一种机关，而非独立的法人。苏维埃国家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的执行及指挥机关，是执行法律和具有为执行法律所必须的指挥权利的机关。